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工幸福指数调查

　　2012年4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了《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2年度报告》，该报告首次权威发布中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农民工幸福感排名，首次解析中国农民工幸福感构成，首次全面揭露中国农民工主观生存感受现状。报告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情绪倦怠感”、“社会距离”、“社会支持”四项指数进行了分析。就幸福感而言，当前农民工主要来源于个人生存层次的需求满足，对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幸福感最低。

　　农民工的幸福感：生存更实在，发展太渺茫

　　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多个维度看都显著低于国外体力工作人员。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更多来源于个人安全和健康状况等“生存”层次的幸福感，“关系”层次的幸福感较低，而基于“发展”层次上的幸福感最低。这说明现在社会为他们发展和改变社会地位提供的途径让他们更为失望。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通过“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辈打工的积累基本能够满足生存需求，但他们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够平等的享受城市生活，最终在城市生根。但原社会关系被割裂，新社会关系陷真空，致使他们成为了“农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鸟”，目前生根非常渺茫。

　　生存感受区域差异大，自我定位决定其幸福感

　　具体到城市，农民工生存感受差异较大：从幸福感的角度，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从社会支持角度来看，青岛样本的社会支持最高，而上海样本最低；情绪倦怠感上，北京样本的水平最高，杭州样本最低，社会距离东莞样本最高，大连样本最低。

　　由此可见，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直接对应，在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特别高，社会经济竞争并不剧烈的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

　　不同工作状态的农民工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有工作和无工作在很多维度上的幸福感是相同的，这说明工作所带来的幸福感很低。

　　不同月收入的人群幸福度没有明显的差异。从数据上来看，月收入4000－5000左右的农民工幸福感最高，但是月收入低于1000的农民工幸福感也并不是很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幸福感受到经济收入影响的程度是偏低的。

　　反而从农民工自我定位的社会阶层来看，社会低阶层的农民工幸福感显著低于中层和高层农民工，所以农民工的相对社会地位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很大。

　　缺乏城市归属感，却依赖城市生活

　　通过对农民工社会距离数据的分析可见，农民工与所生活的城市并不是非常融合，而且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教育等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整体农民工的身份妨碍了他们和所在城市的社会融合。无论在城市生活时间长短，农民工幸福感和情绪倦怠感差异并不显著。

　　城市并不是完全接纳所有的农民工，其中小部分人群（30％）依然认为他们被拒绝和被排斥。而如果让农民工再有选择的可能，46。2％的农民工愿意选择继续留在所在的城市，还有23。3％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去别的城市。这些结果说明，就算城市并不是完全接受他们，还是有70％的人愿意留在城市中，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依赖于所在的城市，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城市生活。